摘要：苏联时期时，土库曼斯坦很少受外国学者的关注，而且它自身也有许多方面都是直接由苏联中央政府管理并操作的，是土库曼斯坦当地政府自己根本不用考虑。自从苏联解体后，土库曼斯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各个方面都有所转变，学术界也因此开始关注土库曼斯坦的发展，包括政治、医疗、能源、宗教信仰等多棱角度。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分别阐述西方国家和中国目前对现代土库曼斯坦的研究成果以及为学者做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关键词：土库曼斯坦；西方研究成果；中国研究成果

Abstract：During the reign of the Soviet Union, very little attention was given to Turkmenistan by the academic world.  Even internally, there were many areas that Turkmenistan need not concern itself with, as most things were operat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Soviet central government.  However, after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Turkmenistan becam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many things had to change.  Also at this time, the academic world began to take notice of Turkmenistan, studying the government, health care, energy resources, religions, etc.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scribe the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regarding Turkmenistan from the West and China, respectively, and to provide some thought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Turkmenistan, Western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Chinese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土库曼斯坦曾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在苏联时期的名称为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91年独立，虽然土库曼斯坦独立历史相对较短，但是已经逐渐受到外国学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成果不多，研究材料也不是很丰富。因此，学者有很大的空间去做研究，研究前景十分广阔，大有作为。这篇文章主要阐述西方学者和中国的学者对土库曼斯坦的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两方的研究存在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以此给后面的学者提供一个参考平台，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西方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状况

（一）西方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主要参与者及研究缘由

学术界总会有一部分因对某一项研究感兴趣而做研究的学者，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是以给某一个组织或某一个项目提供参考材料为目的而去做研究的，在西方学者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当中，两种研究目的都存在。SebastienPeyrouse是专门研究中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的学者，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成果包括2015年出版的专门探讨土库曼斯坦面临后苏联时期状况的《Turkmenistan: Strategies of Power,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Power, Dilemmas of Development》以及2012年出版的，研究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和影响的《The Chinese Question in Central Asia: Domestic Order,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Factor》等等。Victoria Clement将他的博士论文献身于土库曼斯坦的语言状况研究，2005年写了《Rewriting The “Nation”: Turkmen Literacy, Language, And Power, 1904-2004》，在2006年，Adrienne Lynn Edgar在最先使用西方语言写的关于苏联时期的土库曼斯坦的《Tribal Nation: The Making of Soviet Turkmenistan》阐述了苏联时期之前的土库曼斯坦众部落如何变成苏联的一部分，又是如何走向独立，她主要研究的是苏联对土库曼斯坦的贡献及影响。关于土库曼斯坦社会结构，WilliamIrons于1975年发表了《The Yomut Turkmen : a stud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a central Asian Turkic-speaking population》，这个文献提供了很关键的。以上所提到的文献均属于源自个人兴趣的研究，但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前面提到还有一部分学者是专门为了给某个组织提供参考材料而去做研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世界银行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

世界银行是一个国际金融组织，主要目的是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工程方面的贷款。这样的组织目的务必会驱使它对考虑提供资助的国际情况进行很细致的研究，因此从目前来看，它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成果是其他组织或个人无法赶超的。世界银行的研究包括1993年出版的《Priv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s of theFormer Soviet Union: Framework and Initial Results》、1994年出版的《Turkmenistan》、1995年的《The Demographics of Ethnicity: Implications forProject Support in Central Asia》、1996年的《Turkmenistan: Rationalizing the Health Sector》、1998年的《Income, Inequality,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y》和2012年的《Turkmenistan: An Overview》等等。这些作品是从考虑土库曼斯坦能否还贷款的角度进行对政治稳定性、政府结构、政府透明度、经济结构、贫富差距、社会结构、医疗条件以及甚至宗教信仰等各方面进行研究。还有一部分研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了给美国政府提供土库曼斯坦的资料而进行的，包括1996年出版的《Kazakstan, Kyrgyzstan,Tajikistan,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Country Studies》一书，等等。

（二）对语言和文字的研究

至今在西方，土库曼斯坦常常被看成是前苏联的一部分，它在国际平台上还笼罩在前苏联的影子之下。西方的学术界对土库曼斯坦的认识和研究极少，近几年才刚开始有一些学术研究成果。Sebastien Peyrouse在他的《Turkmenistan: Strategies of Power,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Power, Dilemmas of Development》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个事实：“苏联解体后，被强行闯入国际平台上的五个中亚国家，也许就土库曼斯坦是最少被理解的。”即使是在土库曼斯坦境内，从作为苏联的一部分到独立出来的过程也是比较漫长的，而不是马上完成的事情。导致其独立进程缓慢推进的原因有很多，但比较突出的原因之一就是土库曼斯坦的语言，尤其是土库曼斯坦的文字系统。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思维和感觉只有通过语言才能确定，才能变成有形的东西，才能得以交流和传播。”既然语言与思维是如此的密切，那么干涉或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在干涉它的思维。文字也就是标记语言的，“纵观世界各民族语言的文字，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着社会文明发展的水平，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所以调换文字系统必然会影响到语言，而且会在某些程度上对民族思维产生影响。土库曼斯坦接受伊斯兰教为国教之前，土库曼人采用的是鲁尼文字系统，但是于约公元900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他们开始逐渐使用以阿拉伯语为基础的文字系统，从1926年至1939年，采用的是基于拉丁文的文字系统，1939年至1993年在苏联的统治下，使用了西里尔字母，然后在1993年（苏联解体后）又回到基于拉丁文的文字系统，以此割裂了土库曼文化与前苏联之间的关系。如此频繁的文字变化对一个民族的影响很深，换一种文字系统就导致至少一代人基本上就成为文盲，从识字一下子变成不识字的。一个人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胁，民族或国家的身份就根本来不及考虑。

与前苏联交好到隔绝这样变化多端的过程，政治、语言、文化等多方面的循环往复，逐渐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因此，西方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独立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国家和人民各方面的影响和结果的研究。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文献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土库曼语本体的贡献，也就是LarryClark于1998年出版的《Turkmen Reference Grammar》。这本专著进行对土库曼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多方面的分析与阐述。

（三）对医疗和人民健康的研究

苏联时期，医疗条件和人民健康都是在苏联中央政府的管辖下，因此，各地区的当地政府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些方面的需求。苏联解体后，情况大为不同，土库曼斯坦不再放心地让苏联政府监管所有的医疗条件，而逐渐开始由自己慢慢掌控。这个变化过程对西方学者来讲也是值得关注的事情。他们发现至少三个难题：一、医疗体系需要土库曼斯坦的新政府来运行，不再是苏联的责任；二、以前以来的供应链条不存在了，政府需要重建供应链条，这尤其影响药品的供应情况；三、医疗资源严重减少，没有苏联庞大的资源库。再加上前面提到的文字转换，使医生、护士、药师等花大量的时间去重新掌握一个文字系统，基本可以说土库曼斯坦面临的是医疗方面从零开始的重建。

面对这几个大挑战，医疗人员只能选择尽量继承前苏联的医疗系统，处理当前紧急的需要，对于防治、抵抗疾病等方面的研究或处理医疗系统的许多使效率降低的问题直接兼顾不上，而且许多应该由专家来处理的问题不得不由非专家去做。基于这样的条件之下，效果显然不佳。在西方，最受关注的两个健康数据是婴儿死亡率和母亲死亡率，属前苏联国家，土库曼斯坦这两个死亡率基本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饮水质量问题导致各种腹泻病以及其他胃肠病。

（三）对宗教信仰的研究

土库曼斯坦的宗教信仰情况给学者提供很多有趣的参考材料，“传统以来，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人，如同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同族人，属于逊尼派穆斯林。”但是，在苏联时期当中，所有宗教信仰都受到了一定的压制，被称为是迷信和“过去时代的痕迹“。”苏联解体后，为了恢复失去过的文化和信仰，伊斯兰教的信条慢慢开始进入学校的课程当中。尽管如此，土库曼斯坦的政府依然属于世俗的，也强调宗教自由，并不强迫人民去信仰伊斯兰教。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调查，伊斯兰教依然占总人口的89%，东正教占9%，而另外2%未知。

（四）对政府的研究

不难想到美国政府对土库曼斯坦的主要兴趣点之一就是土库曼斯坦的政府体系。位于伊朗和阿富汗之间的土库曼斯坦正好是在恐怖分子的地盘之中，因此，土库曼斯坦政府的稳定性对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尤为重要。于1992年的伊朗在中亚的活动推动了美国重新考虑对中亚的政策，从此美国才开始承认土库曼斯坦为独立的国家，而之前则是由人权问题而导致美国对土库曼斯坦的种种担忧。

有趣的是土库曼斯坦的政府结构与美国基本上一样的，都分为三个部门：行政部门，是总统来做首脑的部门；立法部门，是由国会构成的；司法部门，是最高法院。与美国不同的是土库曼斯坦基本上只有一个政府党，而美国主要有两个。虽然两个国家都允许其他党派，但是在土库曼斯坦，很少有其他党派与民主党作对。

土库曼斯坦的外国政策比较复杂，虽然土库曼斯坦属于伊斯兰国家，以此能接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协助，但它也想避免来自世俗政府的任何威胁。这就把土库曼斯坦放在两难之中，使它时时刻刻都得很谨慎。

（五）对经济、贸易和金融的研究

在西方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当中，很大的重点就是土库曼斯坦在前苏联后期的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发展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苏联时期时，贸易都由中央政府规划，俄罗斯与其他苏联地区（包括土库曼斯坦）保持很强的贸易关系。前苏联后期，前苏联国家的贸易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以前刚强的贸易关系逐渐冷淡下来了，贸易弹力明显削弱了。现在则不是听命于苏联中央政府的吩咐，而是靠贸易的经济原则（距离、运输路线等）去决定贸易关系。除此之外，俄罗斯在很大的程度上内在化了，不再与其他前苏联国家进行很平凡的贸易来往，而主要进行境内的地区之间的贸易。之所以有这么明显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新建关税的履行。

虽然苏联解体以后，土库曼斯坦的经济情况不良，但由于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它的经济前途十分广阔。这些能源的存在引起了国外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由于土库曼斯坦的封闭性，大量地限制从国外引进的科技技术方面的援助，导致这方面的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尽管如此，从2006年至2011年，土库曼斯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翻倍了。201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长了14.7%。由于土库曼斯坦的孤立状态，外国学者对它的实际经济情况的了解很少，但这样的未知状态使学者更加向往去研究它。

最近几年，土库曼斯坦的贸易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于2009年，只有俄罗斯买了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但开始慢慢减量，这引起了土库曼斯坦与周围的其他国家，包括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乌克兰以及中国，开始进行交谈，主要结果为三个天然气管工程：一个是连接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的天然气管工程，另一个实链接土库曼斯坦与伊朗的天然气管工程，但最早而且最主要的是连土库曼斯坦与中国的天然气管工程。虽然中国交的关税率没有俄罗斯交的高，但与中国的这个工程的成立让土库曼斯坦开始多样化它的贸易关系。土库曼斯坦与中国的这个关系正在吸引其他国家的兴趣，而这个贸易关系只是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的开端，有了中国新倡导的“一带一路”，两个国家的关系必然会越来越密切。

二、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状况

（一）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缘由

中国学术界对关于土库曼斯坦的研究相对少一些，但由于以上提到的“一带一路”，近几年中国国内对土库曼斯坦的关注愈来愈多。而且，前面提到的土库曼斯坦至中国的天然气管工程，使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兴趣就更大了。西方文献大都是以专著形式写成的，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反而主要是以较短的文章写成的。尽管如此，由于中国近期对土库曼斯坦的关注增加，此后的研究成果会更加丰硕。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内能搜索到的关于土库曼斯坦的研究大部分限于贸易、能源和政治方面的文献，关于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研究极少，这些方面的研究也仅限于中国少数民族（主要为撒拉族）与土库曼斯坦民族的比较。从语言的角度，米娜瓦尔·艾比布拉于2010年主编的《土库曼语教程》对学术界的贡献很重要。近几年，王四海主编的《楚天-中国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网站也在提供很丰富的资源，把土库曼斯坦各方面的研究凝聚在这一个网站的数据库里面，而且内容日益增加。除了中国学者的原创，也有一些翻译成汉语的关于土库曼斯坦的文献，如И.扎巴罗夫和Г.德列斯维扬斯卡娅的《中亚的“野蛮人”及其神、风俗和仪式》、杜安霓的《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以及《民族史译文集》里面由伯思施坦写的《关于土库曼组起源问题的若干资料》和由莫罗佐娃写的《十九世纪土库曼族的奴隶制问题》等等。

（二）对民族和风俗的研究

中国的撒拉族与土库曼斯坦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关联，而关于这个关系的研究和贡献基本上全属于中国国内学者的成果，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来自于马伟（如2015年发表的《丝绸之路上的撒拉族与土库曼人》）、马成俊（如2001年发表的《土库曼斯坦访问纪实——兼谈撒拉族语言、族源及其他》）和胡振华（如2014年发表的《撒拉族及其研究》）。按照他们的研究，“土库曼斯坦除了10万多Salïr人与中国撒拉族有直接关系以外，其他构成现代土库曼人的约穆特人、特克人、爱尔撒里人、撒拉克人等主要族群实际也都是历史上的Salur人的后代，土库曼斯坦Salïr人与这些部落的分化只是16世纪左右即中国撒拉族东迁约三个时期以后的事情。”胡振华也赞同这个说法，说了：“撒拉族的祖先来自土库曼斯坦的一个叫做‘撒勒尔’（SALYR）的部落……”既然如此，那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土库曼斯坦再也不能只是前苏联的一个国家，而是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一的族源之地。这些研究能给以后的研究者提供重要的思路知道和宝贵的参考资料，就从风俗习惯角度来看，马成俊认为：“土库曼人与撒拉族饮食、居住、服饰的区别以很大，但也不难看出共同点。”这样看，撒拉族的多方面已经得于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与过程以及撒拉族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很值得去研究。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当中，关于土库曼斯坦的研究很大部分都是由这样的撒拉族与土库曼斯坦的关系而启发；于2015年，马成俊和马伟主编而出版的文集，《撒拉族与丝绸之路民族社会文化研究》含有若干有关此关系的文章，包括：马成俊的《土库曼斯坦访问纪实》和《撒拉族传统文化对突厥及萨满文化的传承》、韩兴斌的《关于赴土库曼斯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考察情况的报告》、马伟的《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胡振华的《中国土库曼斯坦有好的桥梁——撒拉族》、米纳瓦尔·艾比布拉的《撒拉语与土库曼语的关系》等等。

（三）对宗教信仰的研究

土库曼斯坦在历史上受过厌哒人、突厥人、波斯人、蒙古人等等的统治，但对土库曼斯坦人的信仰的影响力最大还是阿拉伯人的统治，这使土库曼斯坦人于8世纪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土库曼斯坦影响了各方面的文化，“土库曼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带有强烈的伊斯兰教精神……”。虽然苏联时期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在土库曼斯坦给镇压下来了，但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教在土库曼斯坦又复兴了。土库曼人信仰的伊斯兰教与中国西北部的几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点，从这儿，学者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对土库曼斯坦进行研究。不但如此，如同中国西北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土库曼人传统上属于游牧民族，这个事实也大大地影响了土库曼斯坦的伊斯兰教习惯，他们认为整个宇宙都是一座大清真寺，不需要专门跑到某一个建筑里去做礼拜，而且这也导致他们很少盖清真寺。那么，土库曼斯坦人和中国西北民族都有游牧生活的背景，为什么土库曼斯坦人持有这样的看法，而中国西北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愿意多盖清真寺，这样的区别是如何来的？这个问题也值得学者们去思考。

（四）对外交政策和贸易的研究

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外交政策也吸引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基本上，这个政策就是“土库曼斯坦在加入国际社会时，政治上奉行中立，经济上奉行开放的原则。”这样，与土库曼斯坦进行外交关系的障碍相对少一些，考虑到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地理上接近，这个政策给中国开了个大门，让中国政府与土库曼斯坦政府能积极的合作。“土库曼斯坦宣布自己是中立国的初衷，是为了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保障自己的独立和安全。”有了这样的立场，土库曼斯坦就开始与许多国家进行外交接触。

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或作“上合组织”）是很重要的联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旅游、环保及其它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最初，这个组织叫做“上海五国”，而包含的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并不包括土库曼斯坦。至今，土库曼斯坦虽然没有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但与此组织的来往越来越紧密，目前已成为“峰会主席国客人”，相信关系会愈来愈密切，互利共赢，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个发展空间的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中国和土库曼斯坦的能源贸易。土库曼斯坦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这两个能源正好是中国急切需要的。因此，中国很关注土库曼斯坦的这些优势，已经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杨晓冰、蔺志鹏、陈鑫、文虎和张长庚于2011年发表的《土库曼斯坦南约洛坦气田复杂盐膏层钻井液技术》和钟水清、陈怀龙、熊继有、舒秋贵、孟英峰、蒋燕、黄晓川和罗永中于2007年发表的《土库曼斯坦古姆达格油田混合驱动方式开发研究》等等都是专门研究土库曼斯坦的能源方面的资源和技术的。以上提到的《撒拉族与丝绸之路民族社会文化研究》一本书也包括一些关于土库曼斯坦的能源方面的文献，如王四海的《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多元出口战略》。

三、结论

虽然目前对土库曼斯坦在西方的研究要比在中国的研究多一些，但通过上述的内容，不难看出来将来中国学者势必会加大对土库曼斯坦多方面的研究，由于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关系越来越近，合作项目越来越多，客观上这也为中国的学者研究土库曼斯坦营造了很好的环境。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在历史上的关系，无论是古代丝绸之路或者撒拉族与土库曼人的历史关系，都值得去挖掘去研究，很多线索值得去追溯。学术界可以期待今后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会越来越多。

作者简介：汤泰乐（1983—），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言文化学。